红颜2005

映题。把女人给写透了。在这里，假如你是一个女性，无论你身处何方，周围环境如何。在这里，你都可以找到你自己。爱，期盼，承受。以及一种坚韧。

李玉：女人的心能走多远

今年威尼斯电影节依旧是看上去一水的中国电影，除了李安的金狮，内地大腕们开首映式走红地毯的气势也丝毫不逊国外明星。折腾到最后，得奖的内地影片却是一部几乎没有引起关注的讲四川方言的《红颜》，同样意外的也包括该片年轻的女导演李玉。

“我是9月10号早上参加新闻发布会，被通知拿到了欧洲艺术奖，本来参加的‘地平线’单元是鼓励另类新鲜创作的，倒没拿到，我还挺盼那个的。”后来发行人员告诉李玉，这个欧洲艺术奖是欧洲艺术电影联盟评选出来的，意味着《红颜》的艺术片品味被欧洲认可，将在欧洲3000家艺术院线上映，“这个奖实在。”

因为太匆忙，10号下午颁奖礼上的李玉，依然身着灰色T恤,牛仔裤，“开幕走红地毯我穿了礼服的。”不过当时媒体的聚光灯还在《七剑》《长恨歌》这样浩浩荡荡的剧组上。李玉说，“我没想到得奖，毕竟这只是我的第二部电影，觉得去交流一下会有收获。当然，从功利的角度，得奖还是有帮助的。”尽管这么说，李玉的电影处女作，独立拍摄女同性恋故事的《今年夏天》在2001年就在威尼斯获得了“艾尔维拉。纳塔莉”奖，此前张艺谋的《大红灯笼》是唯一得过此奖的中国影片。

电影《红颜》讲述的是一个10岁小男孩和26岁女人的故事，他们彼此吸引、温暖，直到发现是母子关系，女人离开了。“我10岁那年很喜欢邻居一个叔叔。可能和我缺乏父爱有关系，整天围着他，觉得和他说话很好玩，他給我买了一个红书包。”李玉74年生，但看上去还要更小。她身姿轻盈，漂亮的很有味道，话多了就透出天真本性。当我谈起看过李玉的第一部纪录片《姐姐》的时候，她开心的撩了一下长发，很快进入了谈心的状态。

从早期的纪录短片《姐姐》《守望》，到现在的两部电影，都是以女性的精神困境作为主题，男性角色则面目模糊，不是早逝就是无爱。“从我记事，父亲常年出差，和母亲感情不好，可能他已经有了情人，男性这个概念我自己小时候就很模糊。所以《红颜》中所有的家庭父亲的角色都是缺失的。我也不大会拍幸福的家庭。”这样放弃对男性形象的阐释，和“影片中的主动生活的女性形象”为她带来了“新女性主义电影导演”的头衔，李玉强调“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我喜欢男人，享受两性关系。我从不提倡男女平等，这个提法本身就不平等，只觉得男女之间是永恒的自然矛盾，我的作品不想抗议，更不想改变。”李玉说更深层次的主义就留给影评人们去想吧，自己不是有意要拍女性题材，只是凭着本性做电影。“男导演拍女性总是被动受压迫，我却不费力气让女人主动表达，可能天性就擅长。”

将男性作为陪衬的同时，李玉作品中母亲与女儿的关系却异常残酷而鲜活，对于母女关系的表达让很多人“心里难受又说不出”，成为李玉女性电影的特点之一。在《今年夏天》中，母亲给女儿介绍了一个50多岁的男人，发现女儿不爱男人以后，自己嫁给了他；《红颜》里母亲发现女儿怀孕，只能用鸡毛掸狠狠抽打女儿，嘴里无力的重复“你不要脸”。回忆这个镜头，李玉说“我母亲就是那样打我的，只是事因不同。”谈及对自己母亲的情感，李玉总结“又爱又恨”。“母亲是一个失败者。她的父亲兄妹人人优秀，只有她自己爱打扮爱跳舞，没有事业，没有初恋，嫁给父亲又得不到爱情，所以性格忧郁，我出生后她把自己一生没有实现的东西，包括感情的失落，全都强加在了我身上。”在李玉眼中，以往中国文艺作品阐述母女的关系，总是以长辈与晚辈的角度去写，妈妈怎么慈爱奉献，女儿从叛逆到懂事，大团圆的泪水，滥俗的影视剧。“我觉得母亲和女儿，首先是两个女人。从人性的角度，你就理解她们也有互相嫉妒，引起我对母亲恨意的，就是人性那部分。女儿对母亲的逆反，其实是害怕成为母亲那样的人。这种本能的痛感，用在电影里，我觉得可以唤回人的淳朴。”敏感、早熟的女儿心底埋下了对于母女问题的最初思考，这种思考后来反复出现在李玉的各类创作中，成为她女性世界观的一个起点。

不是学院派出身，也没有学过任何拍摄基本理论，李玉拍片靠的是对于人和人之间关系非凡的洞察力。她说自己2岁摇摇晃晃就敢闯到院子里别人家去，就呆在那看。每天放学路过别人家都会有意听和看，“不仅仅是偷窥的快感，那种对一个人的发现太好玩了。我有个邻居平时是慈爱的解放军叔叔，但是回到家就说脏话，打老婆。小学时我开始想探询一个人和各种关系的可能性。”就像电影中偷窥的男孩一样，李玉也喜欢看自己的母亲，“人是在不察觉的情况下最自然的状态，会有不一样的面貌。儿时有一次无意看到妈妈在厨房擦身，背部曲线美极了，臀部鲜活让我惊叹，我在红颜里想重现这一幕，但是臀部的镜头还是被删掉了。”单凭这种观察的本能让进入纪录片行业的李玉如鱼得水。就像怀斯曼评价的，李玉的观察可以让摄影机（观众的眼睛）变成墙上的苍蝇。“什么都不拍的时候，我就会观察。”在央视《生活空间》担任编导的6年中，李玉拍出的片子得了不少奖，96年的处女作《姐姐》在“国际纪录片大会”让怀斯曼等大师惊叹“中国的纪录片已经拍的这么超前了！”到现在还是广院、北影等院校的教学片。“《姐姐》本来是公安部想拍一个优秀警察的家庭，我去他家呆了几天，一家四口，有一对6岁的双胞胎儿女，但妈妈无意中一句‘这个女孩子不讨人喜欢’，一下子就把我留下了，母女之间的敌对很有意思。一个6岁小姐姐被当成大人一样对待，而她觉得妈妈更喜欢弟弟。”在女子监狱发现根本没有改过的吸毒女，在心理医生家发现仇视母亲并且深深恋父的14岁女儿，李玉顺着蛛丝马迹将看似常态的生活的另一面反转过来，她迷恋这种观察、发现和拍摄的过程，“拍纪录片已经决定了我的电影的风格走向。那种积淀很有价值。现在我最怕演员作功课，混沌等于丰富，我的演员大都是蒙着的，那种力量感太棒了，职业演员里刘烨懂得这种方式，无招胜有招，你会觉得他很丰富。”

《红颜》的看片会，崔健、王朔、王斌、洪晃、徐静蕾众多好友都来捧她的场----其实没人看好这部电影，李玉说“四年没做东西，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漂亮女孩儿。”自己躲到场外抽了2小时烟，故作轻松回来，却遭到崔健熊抱和女友们含着眼泪赞许，总算扬眉吐气。李玉对美貌的态度颇为冷淡甚至嘲讽。她甚至没什么照片。“我希望自己老了以后不是美丽的老太太，而是可爱的老太太。女人的可爱更真实。”不看重美貌虚名，也不贪恋舒适物质。李玉的人生有两次中大的转折，一次是95年辞去济南电视台新闻主播的岗位，到央视新开办的《生活空间》当编导；另一次是01年跳转独立电影圈当导演。“我是我们台最邋遢的女主播，我就爱写小说，对化妆换衣服很苦闷。我妈选的路，16岁开始做少儿主持人，大学就一直做新闻主播，连卖烤地瓜的都认识我。房子都分了。我有时候做节目，台领导来看都说我好，我就觉得我的生活是看到头了。”都不知道《生活空间》要不要自己的李玉递交了辞职信，台长说“你明天在北京被车撞死都没人管你知不知道？”“我就是觉得他们连刷马桶都拍挺好玩的。”李玉的路说拐就拐，“5、6年做一件事够长了，那种凭着职业习惯轻松做事的感觉太无聊。反而是人家觉得没谱的，我特喜欢，我追求的是让心灵自由的生活方式。”后来做纪录片也是一样，“干活和创作不是一回事，我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我运气挺好的，每次跳下去都不是深渊。”第一部地下电影《今年夏天》，投资近50万，李玉卖了良乡的房子，又借了20万。“我拍完都不知道还有电影审查这一说，就自己闷头作。结果给禁了。”《今年夏天》只在北大同性恋电影节放过一次，不过海外的放映收回些成本。04年拍《红颜》有经验，剧本改了十几遍通过审查，片子拍完只剪了一些激情戏，公映到现在已经有了40多万的票房，尽管离800万的成本相差还远，客串钱老板的制片人方励迄今投资了四部独立电影，没把挣钱当目标，李玉的心态更放松，“紫蝴蝶不是才7万？”

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指向一个问题，女人面对各种关系交织下的精神困境的茫然不知所措。尽管红颜中小云最后出走了，但她究竟会走向何方还是未知。从小物质生活优越的李玉觉得，现在中国人主要的问题是面临精神困境。“物质发展太快，精神跟不上，你看越来越多物质生活无忧的人自杀或者抑郁，没有特别写实的作品反映。第六代导演反思80年代我不是不同意，只是怀旧完了也要关照一下当下啊。”她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把人带入内心困境的自问，而不是归咎于社会，“但是远远没有完，我就是为了不知道而拍，各种关系交织成的困境，一部片子找不到出路，只是给大家开扇门。我拍电影想知道的问题是，女人的心能走多远？”李玉觉得，有一些女人，不管方向对不对，会让你感觉她的脚步没停。“比如刘晓庆、莎朗斯通、那个80岁还穿粉红衣服的富婆‘小甜甜’。”李玉说自己拍电影也是要往前走的，“张艺谋那么理性是注定成功的人，我自己走的是极端非理性的路子，我的电影是凭本性拍出来的。”
 
人物志：各大电影节的奖项，“新女性主义导演”的名号，为人称道的年轻美貌，李玉已经走出很远了，然而这一切不过刚刚是个开头。当主持人、写小说、拍纪录片、做电影导演，“我只是想知道，女人的心能走多远。”使用全球通多年的李玉明白，不断勇敢地突破常规，探寻和扩张内心的世界，是自己力量的源泉。
 

红颜薄命
李玉就是用了这个意义吧。
然而，薄命的又岂止是红颜美人呢？

今年国庆去拍摄地，找不到电影里的影子了。我很想寻那场鱼洒落下来的片场在哪里，但是找不到。
吃饭时，饭店的小女孩说她家隔壁的隔壁就是电影里李克纯的家，我们也寻了去，全不是电影里的样子。
事后坐在河的对岸，看见电影里小孩爬上爬下的屋后的那堆石梯，许是借出来拍电影挣了钱的缘故，那人家的墙面上已经帖上了瓷砖，我想这也未必不是好事儿。

第一次在公映的国产电影里看到这样敏感的话题，为李玉高兴。
只是还有像红颜一样拍得很好的电影，还没有争取到公映。比如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泪女，也是中国女人的悲剧故事。

   《红颜》是部很沉重的片子。
    故事的起初发生在80年代四川的某个小镇，16岁的中学生刘小云跟同学王峰恋爱不慎怀孕，事情暴露后，双双被开除学籍。王峰和小云都还只是孩子，承担不了自己更承担不了另一个生命的未来，王峰的姐姐——镇医院妇产科的医生王正月用自己的工作关系为小云做了手术，小云的母亲苏蕴文对小云撒谎说，孩子死了。
    十年间，小云未谋面过的孩子成为她与苏蕴文之间绝口不提的往事。苏蕴文没有丈夫，她跟小云相依为命。80年代的小镇上，名声多么重要。苏蕴文想，只要不提，少不更事犯过的错误就可以当没有发生过。时过境迁，她们可以淡忘一切。

    可是小镇终究是太小了。有一天，小云跟小勇邂逅了。小勇的心里被带起微妙的波澜——那阵波澜，勉强称之为……爱情。

    10岁的小勇解释不了自己对小云的依恋。他只知道，他喜欢这个唱戏的女子。他偷出“妈妈”王正月织毛衣的针为她叉鱼；她在台上被人扭打大骂“狐狸精”、“骚货”的时候，他比她更伤心；她被人轻薄，他拼了命地救她……他说，云姐，以后没有人要你，我要你。
    小云说，你长大的时候，我已经是老太婆了。
    他说，老了好，老了没有人会要你的，只有我要你。
    ……那你亲我一下。

    这时候的小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女了。她已经26岁，是个半生风尘的歌舞团演员，正跟一个未离婚的男人纠缠不清。想跟她上床的男人是有的，能给她幸福的男人，却不知道在哪里。这个10岁的男孩子小勇，是唯一能带给她单纯的温暖和快乐的人。
    在不知道彼此是血亲的时候，这样的温暖和快乐，或许是可以用爱情来解释和期待的。可是现实再一次残忍地告诉她真相：小勇是10年前她跟王峰生下的孩子。

    当年隐瞒了孩子还活着的事实的苏蕴文迫于年老和孤单，求小云把孩子要回来。在遭到小云的拒绝的时候，她哭着骂她：“你有没有良心？有没有良心……”
   “有没有良心？”，这句话相当于在问小云，“你怎么忍心看我这么寂寞？”
    已经90年代了，私生子也许可以成为剔牙般的小事一桩。名声可以不管，恩怨可以不提，寂寞压倒一切。

    小云不可能把孩子要回来。人生如梦，谁可以面对自己在少不更事时所拥有过的一个小生命，突然带来的一场……爱情。更何况，10年前，她与王峰也没有真正相爱过。
    这才是重点。他们没有相爱过。没有爱过的人是容易忘记的。都已经忘记了，为何还要让后半生无休止地卷入这场回忆与痛心。你是犯过错的。你要一辈子记得。呵。

    小云最终选择离开，电影的末尾，是苏蕴文在空无一人的屋子里痛哭失声。

    苏蕴文的演出是入微的。10年前在得知小云怀孕时将她往死里打的那场戏，与10年后歇斯底里逼小云把外孙要回来，以及在剧的最后，她哭得凄凉无比，将这部本来以“爱情”为重点的戏自然而然地带进另一个思考——年轻时的过错究竟要背负多久？

    年轻时与一个男生相好，是多么自然的事。与相好的男生——是，只是相好，甚至根本不用到相爱的地步——有了一个孩子，是多么轻易的事。你可以骂她不要脸，你可以骂她不懂事，可是，错了就是错了，小云承担了往后对婚姻不再抱有信心的人生，苏蕴文承担了女儿没有幸福家庭所带来的孤单与寂寞。还要责怪她们生活不够积极么？还是责怪她们对往事遗忘得不够彻底？似乎后来一步一步她们做的都没有错，把孩子送人，苏蕴文告诉小云孩子已经死了，小云在歌舞团努力唱歌讨好观众，甚至颜面尽失地争取了一次婚姻……她们已经在很努力地生活。可是，有时候，并不是努力生活就会有大团圆的结局。犯过的错像一笔带利息的欠债，总有一天再找上门来。人生太多的无力感，最终都移到了苏蕴文身上，她太老了，老得没有力气改变，也没有力气遗忘。命运的嘴角带着嘲讽，袖手旁观。

    于是，这个本来情节上有些不现实的故事，就变得无比现实且悲凉起来。

    看完这个电影，唯一可安慰自己的就是，这只是一个故事。张艾嘉在拍《心动》的时候说，年轻的时候总是希望自己的人生没有遗憾，但其实，有遗憾才是完美的。是。我们可以忘记自己犯过的错，再精彩百倍地活下去。可是，是不是世事、世人、命运都陪我们一起遗忘……

红颜式薄命

                                         作者：马小灰

    



    《万物生长》热映，宣传随处可见。冯唐原著，范冰冰主演，这位叫李玉的女导演逐渐在电影圈风生水起。可进了电影院，总感觉被搬上银幕的冯唐的故事，抵不过他的那句“十里春风，不如你”，总感觉范冰冰作为一个与文艺片联姻的花瓶可也还是个花瓶。李玉也算才华横溢，在这个烂片横行的时代《万物生长》没让我们太失望这便是莫大的希望，但我总有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惋惜感。你或许也看过那个以范冰冰大尺度著称的禁片《苹果》，神神叨叨、欲盖弥彰的《观音山》，被大多数观众评论为“看不懂”的《二次曝光》。没错，如果说《万物生长》是还凑合，那这几部片子连凑合都难。而我说的“沧海”，是李玉2005年的早期作品——《红颜》。
当时我像大多数人一样还不知道李玉为何人，可能因为她的片子里还未是一成不变的范冰冰的脸。但初见《红颜》便惊艳，如果贾樟柯的作品可以作为中国第六代电影风格的代表，那这部通篇四川方言对白也没有什么大腕的影片一定是出自个“女贾樟柯”之手。男人镜头下的“红颜”无论是知己、祸水、还是让英雄冲冠一怒，都多数是一种符号式的存在。就像女性主义者普兰·德·拉巴尔说的：“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而她是李玉，一个女人在讲另外一个女人的故事，用那种女人特有的细腻而敏感的讲述方式，将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娓娓道来，那情绪的百转千回，作为女性观众看来，又是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影片故事发生在80年代，一个普通的四川小县城。还在读初中的小云意外怀孕，和男友王峰同时被校方开除。不知道好男人能不能好的异曲同工，但渣男总是各有各的渣。王峰为逃避而远走他乡。在小云妈妈和男友姐姐的精心策划下，小云生下了孩子却被告知婴儿已死。十年后，小云已是县里戏剧团的当家花旦，并沦为一个已婚男人的情人。而十年中唯一不变的是小云的迷茫和周围人的歧视。有一天，小云偶遇了10岁的男孩小勇。就像《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的男孩一样，众人的辱骂与歧视在男孩的眼中反而成为保护身边这个美丽女人的理由。小云也在小勇的身上找到了久违的温暖与感动，他们两个成了朋友，小勇对小云甚至还一直有着一丝暧昧的情愫。但直到有一天，小云妈妈告诉她当年她生下的那个男孩，并没有死。小云陷入了是否要与小勇相认的挣扎……
无疑，李玉的这部作品这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里面充满着对女性和命运的思考，即对“红颜式薄命”的思考。如果要把这部影片的中心思想总结成一句话，那便是：如果说“混蛋”是男人这种物种的固有属性，那么多数时候，最懂女人和最不肯放过女人的，其实是女人。
小云妈妈，一个独身且观念陈旧的女教师。丈夫是墙上的一张遗照。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的她以为女儿着想为名欺骗小云孩子的死讯，让小云在十年后坠入更深的打击。很多人就是这样，还没弄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社会道德规范，却先学会了屈从于所谓社会道德规范的谎言，看似善意，实则讽刺。
王峰姐姐，收养小勇是她和小云妈妈共同导演的一场戏，但她的“忍辱负重”也只不过换来了弟弟远方的死讯和丈夫的猜疑离去。这种“忍辱负重”也只不过是感动了自己，女人在“认真”表演，男人却集体缺席。
小云情人的妻子，带着家人对正在表演的小云进行殴打和侮辱。女人在男权世界中不自觉地迷失，当来自男人的背叛发生，她们歇斯底里地爆发着压抑与不满，方式却是施暴于另外一个女人。绝望的小云无力反抗只是呆呆地望着天空，仿佛在接受一场意料之中的宣判。可是谁会注意到，她也是受害者。
这些女人，都是男性意识的被动承受者，却又不自觉地将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施加给其他女人。当年的事情只不过是一棵小种子，却被其他女人和这个观念扭曲的社会以污水浇灌，最终结出一颗硕大无比的苦果。红颜不是祸水，这把红颜浇灌成一场悲剧的种种才是。而女人群体，也无意识地成为每场“红颜式薄命”最有伤害力的帮凶。
最终，小云没有跟小勇相认，男性社会的束缚和女性自我意识的挣扎让小云选择了离开。像《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末路狂花》中的塞尔玛和路易斯一样，“逃亡”仿佛成了她女权主义觉醒的一场仪式。越是无路可退，越是向往自由。当被动承受者以主动的态度去选择自我生命的时候，是挣脱自身桎梏和社会枷锁的第一步。
李玉作为一名女性导演，将其自身的女性意识潜藏于镜头与故事当中，完成自我意识的表达，这是女人的发声，是女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发声。这种视角跟男性导演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为男人潜意识中的强势地位让他们难以客观且没有此种必要性。但千万别以为扭曲化男权的受害者只会是女性。比如影片最后，小云义无反顾地踏上已经出发的火车，火车驶出，空荡荡地站台上只留下独自徘徊的小勇。畸形的男权社会意识，铸造了片中无数病态的女人人格。而这些病态人格，又会不停歇地作用在一个男孩的成长过程中。那么，这个影片中唯一还温暖、真情、不肮脏的男孩，又将会成长为一个怎样的男人呢？

怀孕的小云接过男友王峰手中的香烟，猛吸了几口。当他跟她说告别时，那颗烟还足够长，小云却把它熄灭了。这是她被动之后的主动，或是主动之后的又一次主动。进入剧团演出的小云在台上唱川剧，却被台下的观众起哄，要她改唱流行歌曲。这是她主动之后的被动，或是被动之后的又一次被动。
小勇在课堂上给苏老师画肖像，转而又去抻女生身上的毛线头儿。他信誓旦旦地要为云姐捉鱼，把“妈妈”毛线活儿上的织针弯成鱼叉，但是本领不济只好去捡别人囊中的鱼。他不仅不珍视自己的劳动，还去破坏别人的劳动。
苏老师趁小云洗澡偷看女儿的日记，日记的扉页提醒偷看的人：你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当她得知小云怀孕，逼女儿在父亲的遗像前下跪，她认为女儿的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她以同辈人的身份和另一对夫妇商量把孩子送给人家，说这不是卖孩子，所以不谈钱的事。不谈钱似乎就无关道德，保住名声也就没有丧失道德。她以老师的身份去拜访小勇家，“妈妈”王正月不在，小勇拿出家庭相册给苏老师看，却重揭十年前的伤疤。为抚平伤痛她又想让小云去认自己的亲生骨肉，这时又似乎是道德感混杂着母爱了。
“妈妈”王正月和自己的侄子生活在一起，十年培养了彼此之间的一种默契，她跟小勇调皮也正折射了小云跟小勇的调皮，角度都是一样的。而作为王正月，在情感认知上，她始终不是完整意义的母亲，她没有刻意扮演母亲的角色，也没有这个必要。
按我对小云的说法，在电影《红颜》中，有些人不是在一贯到底地把事情做完。事情最自然的结果几乎都没有出现：烟没有吸完，戏没有唱完，甚至那个邮递员连一封信也没有亲自送完……这些是人们主动或被动选择的积累，往往也是推动现实生活发展的动力。但如果电影中都是所谓最自然的结果，那它就不能把现实生活改造成艺术，也就断然否定了创作者和欣赏者的主观能动性。女神维纳斯的雕像没有双臂，在现实生活中这样一位女士会被视作不自然，但作为一件艺术品，她的“残缺”反而成就了欣赏者在审美过程中的高度提炼和自我转化，欣赏的过程是完整的（甚至有所延伸），也是美好的。
小云历经的每一次主动与被动，通过影片瞬间释放的沉重挤压出我们的情感，这些流淌着的情感，不仅涤荡着我们的心灵，还会让我们怀有希望。这是影片带来的一种美好的延伸，也是《红颜》的基调。正如影片开头，年少懵懂的小云展平身体，在清澈见底的浅溪中渐渐体验到生命的律动。那也会是一种延伸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小云主动选择的这个姿态，变成她生命体验中的一个积累。而这个积累，以被动的方式还原到她遭受刘万金家人蹂躏的那个段落。从外部看，这是影片编导巧妙的构思；从内部看，小云的自我转化恰恰延伸出她对生活抱有着一份希望——
十年后，残颜如洗，生活继续流淌。